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管理机构，市舶司从唐朝就开始设立，到明末终止，见证了这数百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。明朝的市舶司也基本沿用了前朝的设置，主官是从五品提举一人，另有从六品的副提举两人。提举的人选是一般是由按察使或者盐课提举司的提举兼任。明代的市舶司几兴几废，到了明末的时候虽然还有市舶司的编制，但已经改成了定额保税制。
按照《明史》记载，市舶司有对外的征税任务，前来明朝朝贡的番邦船只，所载来的货物均要按两成的税率进行抽税。但到了明朝后期，由于定额包税制的施行，市舶税的征收便由民间的牙行开始代劳。而掌握了外贸经营权的牙行便以船商代表的身份上下舞弊，所谓的市舶税多是进了私人的腰包中。
如果穿越集团与“福瑞丰”进行贸易的交货地点定在广州，那么穿越集团派往广州的货船无疑会被当作“番邦海商”对待，抽取两成的税率，仅仅是这笔钱都已经超出了两地之间的货运费用，对施耐德和李奈这样的商家来说肯定是不愿意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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